李镇西：教育家的翅膀呼唤自由的天空——我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的演讲（略有修改，加了图片）

各位老师：

大家好！

刚才听了张冬青老师讲日日新学堂的故事，还有刚才康健老师讲他的明悦学校的故事，以及上午一诺老师讲她的一土学校的故事，我和大家一样，非常感动，也很感慨，还有几分悲凉：这么美好的学校，为什么都是“非法”的？中国教育的创新为什么都是“非法学校”在搞？为什么公办学校不能进行这样的教育创新呢？当然，也有公办学校富有创新活力，比如北京十一学校。但是，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成功有不少特殊原因，这和李希贵校长个人因素有很大关系，应该这说不是公办学校的常态。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让所有公办学校的校长都能拥有改革创新的那种“常态”。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教育家的翅膀呼唤自由的天空”，主要是针对公办学校说的。

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我和朱永新老师七年前与这位美女的合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便在这里公开这位美女的名字，不过我估计在座有不少人是知道她的。她实在是太牛了。当然，说她“牛”并不是因为她和我以及朱老师合影，而是她还曾经和这位合影，大家看，就是和共和国前总理温家宝合影。当然，也不是因为和总理合影了才“牛”起来的。我说她“牛”，是因为她本人是一位杰出的校长。

但今年却辞去了公办学校的校长职务。她为什么要辞职？她要去寻找她的“诗和远方”吗？今天上午，我在微信上问她，为何要辞去公办校长的职务，她回答我：“为了聚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生活重塑教育，因为未来重构教育，因为孩子重立教育，不计成败得失，今生梦想终需一试，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掌声响起来）这是她发给我的微信全文，我一字未删。看了这段话，我很想追问她：难道在公办学校就不能“一试”吗？你想改变“潮水”怎样的“方向”呢？可我没有追问她，我理解她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但她的意思我明白了。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明白了。

更让人忧虑的是，像她一样的公办校长离职还不是个别，在全国好些地方都出了公办学校校长成批量离职的现象。大家看这张图，上面罗列了一些校长辞职后的去向，毫无例外地都是从重点名校流向民办学校，他们都是名校长啊！当然，不是名校长可能也不敢辞职，辞了职谁要啊？大批优秀的校长从办公体制出走，无论如何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公立学校校长批量离职的原因何在？一位离职校长说：“私立学校办学自主权更大，可以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其次，公办校长归属感薄弱，压力过大。此外，公办学校有很多文本化的检查、年度考核、接待等，而民办学校，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其实，在这个纲要颁布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次提出“要让教育家办学”的倡议了。

但公办学校的如此生态，谈何“造就一批教育家”？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教育家”？第二，什么样的天空能够涌现“教育家”？第三，什么样的大地适宜“教育家”办学？重点谈第三点。

先说第一 40 37301 40 15232 0 0 2132 0 0:00:17 0:00:07 0:00:10 3425问题：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教育家”？

关于“教育家”的标准或者说条件，当年陶行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第一流的教育家》。他说，第一流的教育家应该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按我的理解，“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就是思想要想得远；“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就是行动要放得开。无论“创造”还是“开辟”，他都必须是一个思想自由、行动也自由的人。

在今天，我认为教育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有超越世俗的高远追求。即心灵舒展，不被世俗的名利所累，不会“心为行役”。第二，有富于创见的教育思想。即精神解放，唯真理是从，不迷信任何权威。第三，有百科全书式的学养。即视野开阔，只有视野开阔，其思考才能独立而有远见。第四.有长期的第一线实践。即行动自如，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受任何人干扰和束缚。一句话，教育家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人。

思想自由不会有什么疑问，因为一个人想什么不想什么谁也管不着，但一说“行动自由”往往就会有人说“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不能无法无天”，所以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自由”的含义。其实，这个解释本来也是多余的。刚才张冬青老师用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来说明自由本身就不是无序的。我非常赞成。这里我再引用两段话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你们看，真正的自由，其内涵本身就根绝了所谓“无法无天”的意思。

再说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天空能够涌现“教育家”？

我特别想说的是，任何杰出人才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名师是“打造”出来的吗？》，我说“名师”不是谁“打造”出来的，是人家自己成长起来的。教育家也是如此，根本不是谁“培养”的。我这样说，很容易被人误解为“狂妄”，但我说的不过是事实。你能说陶行知是谁培养的吗？蔡元培、晏阳初又是谁培养的呢？教育家更多的是在自己持之以恒的实践与反思中成长起来的，是自己“生长”出来的。虽然教育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教育家的诞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成长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通过各种“工程”去“培养”教育家，不如为教育家成长提供适宜于他成长的空气、土壤、水分和阳光，给他自由飞翔的天空。

特别要宽容教育家的个性。凡是具有创造性实践精神与能力的教育者往往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他们有自己“标新立异”的思想，有自己“别出心裁”的表达，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扼杀了教育者的个性，也就扼杀了教育者成长为教育家的可能。     

当然，尊重个性，并不是取消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都是我们教育者应该遵循的指南，这是必须的。但任何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都不能取代千千万万一线教育家富有创造性的思考与实践。

因此，只有自由的天空才能有飞翔的翅膀

第三，什么样的大地适宜“教育家”办学？

当然还是 “自由的土壤”。要允许教育家有自己一整套的办学思路，只要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的教育法规，就应该充分给教育家以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学校文化”“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人事管理”“财务支配”等等方面，都能够“校长说了算”！但现在有多少校长在办学方面能够自己“说了算”呢？

而只要稍微给学校一点办学自主权，学校必然迸发活力。这里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成都市武侯区的“两自一包”改革。

为破解政府与公办学校“管办不分”，公办学校办学活力不够、教师编制不足、进出渠道不畅、经费管理缺乏自主、绩效杠杆不灵等问题，成都市武侯区2014年在新建成的川大附中西区学校率先探索了“管理自主、教师自聘、经费包干”的“两自一包”办学模式，具体做法是——

“管理自主”：将原来由武侯区教育局管理的学校发展规划、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设置开发、教师及其他职工聘任、中层干部选聘、学校经费支配等权力还给学校。“教师自聘”：学校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力资源标准，自主设定岗位、制定人员招聘方案，报教育局审批。建立“公布招聘信息、接受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岗位聘用、签订劳动合同”六个规范流程，校长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完成教师招聘，纪检部门选派人员实施过程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经费包干”：包干经费由生均公用经费总额和教师人员经费（按生师比核定数）之和组成。分年度一次性打包划拨学校，由学校自主管理使用。学校设施设备、基建维修等项目所需经费不在包干经费里，需要时由教育局划拨。

经过三年改革，学校办学活力逐步彰显，区域教育治理能力获得发展、质量得到提升，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武侯区已在12所新建学校、幼儿园推行，成都市多个区市县正推广实施，北京、重庆、浙江、贵州等省市69个考察团1249人次到武侯考察借鉴。

其实，严格说起来，“两自一包”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只是恢复了学校管理应该有的样子——学校管理本来就应该是学校的事嘛！以前统得太死，一旦把自主权还给学校，学校当然迸发活力。就像1978年的小岗村村民决定实行“大包干”，那也不是“创新”，无非是恢复了常识——一旦将土地还给农民，农民种自己的地能不上心吗？能不丰收吗？不过，无论是武侯区的“两自一包”，还是当年小岗村的“大包干”，毕竟还是对现状的改变，所以，说是“变革”也说得过去。

说到学校管理的放权，我在想，可否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允许兴办中国式的“特许学校”？

美国的特许学校是经由州政府立法通过，特别允许教师、家长、教育专业团体或其它非营利机构等私人经营、公家负担经费的学校，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约束。这类学校虽然由政府负担教育经费，但却交给私人经营，除了必须达到双方预定的教育成效之外，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为例外特别许可的学校，所以称之为“特许学校”。就是政府和办学者商量办一所怎样的学校，说好后，政府给钱，办学者办学。

特许学校的特点是，它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契约的关系（通常三至五年），学校必须在契约规定期间保证达成双方认可的经营目标。这种目标通常是以改进学校教学现状为主，因此，多数属于教育革新的实验学校。也因为是教育实验性质，所以特许学校通常可以免除例行性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如各学科授课时数、教学进度、教师工作准则、薪资规定以及例行性的报表等。

我期待着中国式“特许学校”：第一步，由政府考核审定聘用教育家，钱是政府出的，政府当然有权决定谁来办学；第二步，由政府与教育家之间商定办学目标；第三步，政府出资，教育家办学，签订合同；第四步，合同期间，政府不再干预学校事务，让校长自主决定学校的一切；第五步，根据相关法律和双方的契约，保证学校的健康运行和发展；第六步，合同期满，由政府主导第三方机构对学校办学进行评估。

其实目前我国有的学校已经有“特许学校”的味道了，他们正在进行一些尝试，不过这样的尝试太少了。我希望类似的“特许学校”能够多一些。2013年11月15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所以说，我呼唤的改革在国家政策上是可以找到依据的。

鼓励教育家办学，最重要的是改善校长的人文环境，特别是应该给校长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对于学校是真正的威胁。”但我要说，校长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对学校来说更是致命的威胁。是的，现在的教师很多时候忙的并不是教学的事，而是各种应付；可校长的自由时间比教师更少。

不信随便问一个校长，他每天有多少时间是真正花在教育本身上，而又有多少精力是耗在和教育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根本就没有关系的事情上？校长在忙什么呢？一会儿“维稳”，一会儿“疾控”，一会儿“防汛”，一会儿“创卫”……还有各项“初检”“复检”，还有各种接待和开不完的会，等等。还有“禁毒教育”、“节能教育”、“廉政教育”等等，什么都要“从娃娃抓起”，结果都来抓校长。校长苦不堪言，教育家从何诞生？

大家请看这张照片。照片上这位女士是俄罗斯奥伦堡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伦达克教授。她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1955年她上小学一年级时，是苏霍姆林斯基牵着她的手走进教室的。在帕甫雷什中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苏霍姆林斯基把她要回了帕甫雷什中学，她又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同事。这是2012年11月在江阴，我和她的聊天。几十年过去了，一说起苏霍姆林斯基，伦达克教授依然热泪盈眶。她给我讲了许多苏霍姆林斯基的往事。从她的口中，我了解到苏霍姆林斯基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晨七点到七点半，苏霍姆林斯基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位学生，也迎接每一位老师。然后他开始转校园。八点钟开始，苏霍姆林斯基便在公办室检查全校学生的作业。检查完作业后，他便去上课，一节或两节。然后听课，并和老师交换意见，直到中午。下午两点，学生们放学回家了。一直到五点，学校里都非常安静。这段时间，是苏霍姆林斯基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五点钟，学生们又回到学校，开展各种活动，苏霍姆林斯基又来到孩子中间和他们一起活动，一直到七点钟。七点到八点，是学校的晚会。学生回家后，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又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写作时间。如此周而复始，日复一日。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度过的普通的每一天。

今天，看了苏霍姆林斯基每一天这样的工作状态，我们中国的每一位校长想必是“羡慕嫉妒恨”吧？正是这样的宁静，这样的纯粹，苏霍姆林斯基最后成为一名世界闻名的大教育家。而如果中国的每一个校长都能拥有这样的“宁静”和“纯粹”，中国的教育家必然层出不穷，且源源不断，中国教育的天空必然群星璀璨……

——教育家的翅膀呼唤自由的天空！

谢谢大家！

                  2017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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